文｜顾永康

“瓜子薄脆、瓜子薄脆、瓜子薄脆……”，每天早晨我都能听到货糖担的叫卖声。傍晚，太阳快要西落的时候，还能再听到一遍。两分钱一酒盅瓜子，或者是两分钱一个薄脆，实在便宜得很，但我依旧买不起。每次看到货糖担从门前走过的时候，叫卖声就这样一声声地穿越过堂屋，拐进南厢房，有节奏、有乐感的声音，每次都会让我形成一种失望。每次失望的时候，我都会把头慢慢地、又深深地埋进书桌上。

两分钱，家里有，就放在北厢房的木箱子里。母亲经常对我说，到箱子里去拿两分钱，然后跑到生产队小店里买一盒洋火。母亲的放心，从来不是我拿钱买瓜子薄脆的机会。那个时候，尽管我只有四五岁，却从来不曾动过这个心思。那个年代挣钱太难了，有一年年底父亲带我一起参加生产队开会，生产队就分给我家一块五毛钱的过年钱。因为没有钱，记忆中家里的洋火从来都是一盒一盒地买。

躺在北厢房的床上，望着那个一直保存着的木箱，一个又一个的历史片段浮现在脑海里。大幅、彩色、带着微笑的父亲、母亲的遗像，并排地放在条台上，仿佛那段贫困的历史已经远去，或不曾经历过似的。

记得三十余年前，一个烈日炎炎的夏日下午，乡里邮递员把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。村里出了一个被重点大学录取的本科生，左邻右舍前来贺喜。父亲递烟，母亲发糖，姐姐、妹妹搬凳子、倒水，门口聚了几十号人，通知书就在大家手里传递着，识字的、不识字的，大家都要看一看。大家七嘴八舌地说，开了学，就吃国粮了，将来就是公家人了，不能把我们老家给忘了。母亲很认真地说，你不听他们的，考大学，就是跳龙门，要离开这个穷地方，将来我还要到城里带孙子。母亲看到的不是今天，是更远的未来。她不仅是这么说的，后来也是这么做的。

记得二十五年前春天，我用公积金贷款在月苑小区买了一套七十多平方米的两室一厅房子。搬进了属于自己的家，体会到了安居乐业的含义。父亲母亲带着一个家族的祝福来南京跑樑。那天，我特地买了一瓶酒，陪父亲喝了几杯。父子对饮，好不开怀。突然间，父亲缓缓地放下酒杯说，房子朝向蛮好，就是小了点，大房间还没有老家房子北厢房大，客厅有些暗，没得堂屋敞亮。母亲听了很不高兴，一声老东西，你懂不懂，这是楼房。父亲和母亲两个人又互怼了一阵子。我和妻子只管笑，没有办法参与。不知不觉，一瓶酒就在父子俩前朝后汉的叙事之中解决了。

记得二十来年前，我刚买了一台车。兴奋的儿子，到幼儿园显摆，跟小朋友们说，家里买大汽车了，搞得楼下邻居家的小女孩好多天不到我家来玩。两个老人在阜宁老家更为兴奋，硬是找了一个不着边的事情，让我们开着车子跑一趟老家。进村的路不平整，坑坑洼洼，但丝毫不影响心情。近乡情更“烈”。我摇下右侧车窗，打开音响，用最高分贝放起了音乐。午饭后，父亲母亲围着车子转了好几圈，实在憋不住了，说是要上青沟买东西。妻子很懂两个老人的心思，开着车子带着两个老的，先到支河母亲的娘家，再到淦东父亲的妹妹家转了一大圈，最后才去了青沟，傍晚时分才到家。父亲说今天几个亲戚都提到我了；母亲说你大舅母说还是读书人有出息，愣是把我两个表哥和一个表弟骂了一顿。我问到青沟买了啥？母亲两手一摊，我一声大笑。

我躺在藤椅上，闪烁的星空，让整个夜间格外安静。那两颗最亮的星星，一颗是父亲，一颗是母亲。父亲从来不曾佝偻过，高大的身躯，再重的担子都没压垮过他，再大的困难他都不曾后退过。记得八七、八八、八九那三年，亦即我在板湖职业中学读书的时候，连续三个冬天父亲都能在凌晨六点半左右，靠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，驮着两三百斤鱼到板湖街上摆摊。每天早操结束，我都会跑出学校到离校门不远的地方看父亲卖鱼。多少次，雪里、雨里、风里，都能看到父亲守在鱼摊边，不是那帽檐上积了一层厚厚的雪花，就是雨披上的水顺着肩膀向下流，或是脖子上的围巾早已被北风卷开。多少年后我曾经与父亲交流过，问他为什么不到离家近的大镇益林卖鱼，而要到更远更小的板湖卖鱼，父亲略有所思地说，那还不是你妈出的馊主意，让我一边卖鱼、一边到学校留心你的学习情况。恍然明白，母亲是担心我读职业中学会荒废自己。

母亲没读过几天书，但是识得一些字，是一个明事理、顾大局的人。她有三句话常挂在嘴上，吃亏是福，苦钱苦钱苦在前，先苦后甜，苦在前甜在后。从少年时代，到大学时光，再到上班岁月，这三句话一再提醒、警示、教育我。记得刚踏上社会不久，因为穿着很土受到别人的歧视，帮我带孩子的母亲说，不跟人比穿、比吃，要跟人比工作，只要肚里有货，早晚会显出来。母亲朴实无华的语言，比得上任何激励。多少年来，我都是高标准严要求用心用力用情对待每一份工作、每一件事情，从普通员工成长为领导干部，从普通群众成为共产党员，母亲就像我人生的导师，照着我前进中的每一个步伐。

父亲七十大寿那年，我不仅给父亲母亲每个人配了一部手机，还按照城里的格式把老屋装修了一遍，网络、厨具、空调、淋浴、太阳能、抽水马桶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，还特地盖了一个板房，放了一张全自动麻将机，供父亲及周边老年人娱乐消遣。新环境就是吸引人，家里常常热闹非凡。东家长西家短，麻将室不仅成了各种消息的集散地，更变成了家族大小事务的决策场所。

父亲母亲的幸福时光，就这样不经意地流淌着。春去秋来，门前的花开了谢、谢了开，春节的灯笼换了一对又一对，唯有那“永康人家”的横批从来都是红彤彤的。

然而岁月还是无情的。各式各样的原因，小村里今年走了这个，明年又走了那个，后来父亲母亲也跟着人家一个一个地到了另一个世界。特别是母亲，一觉不醒，走得实在突然。

父亲已走了八年，母亲也走了五年。这些年来，父亲母亲常常走到我的梦里来，一个又一个场景，让我倍感父亲的力量、母亲的温暖：那是余晖下，我坐在船头，大声地唱着淮剧，父亲奋力地撑着稻把船划向社场；那是清晨里，我跟母亲一起点豆子，母亲每踩一个豆眼，我就放几粒豆子；那是河堤上，父亲双肩搭紧车袢吃力地从河底向堤上攀爬的场景；那是灶台旁，母亲在锅上贴饼的样子；那是灯光下，我面对一张张试卷不停演算着数理化各种习题；那是放学后，与小伙伴们比赛搓绳的场景……

是酸是甜是苦是辣、亦嬉亦笑亦怒亦骂，皆是力量。唯有北厢房那只木箱，依旧散发着母亲的气息；还有那条父亲当年用过的水泥船，安静、忠诚地停靠河边的码头；还有父亲母亲留下来的那两枚戒指，静静地躺在抽屉里，给这个家以无声的祝福。